亮相“大三国志展”的东汉墨迹纸

　　墨迹纸 (东汉) 现藏兰州市博物馆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办的“大三国志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展。此展曾先后在日本及国内北京、深圳、苏州等地引起观看热潮。展览展期从2021年3月底至8月底，汇集了国内18个省区市、36家文博单位的160余件（套）精品文物（含一级文物30件、二级文物39件），重点展示三国时期历史源流和三国文化的传承发展。

　　在展出的众多一级文物中，来自兰州市博物馆的东汉墨迹纸为初次在成都展出，关于其来历和故事引得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广泛关注。

　　发现过程和正式命名

　　1987年9月，兰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对之前发现的城关区龙尾山伏龙坪东汉砖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它是在伏龙坪煤场基建中发现的墓葬，为夫妻合葬墓。该墓葬距地表4.7米，穹庐顶，砖室，墓门向南，有左右耳室。经专家鉴定这是一座东汉中、晚期的合葬墓。之后挖掘发现的成果较多：墓中有两具尸骨，两千多枚“剪轮五铢”和“东汉五铢”钱币，白金饼一枚，银簪一枚，漆妆奁等文物十多件，铜盆、铜壶、铜镜等铜器六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一块铜镜的镜囊中发现了三张作为衬垫物的圆形墨迹纸张。起初，人们将之称为“伏龙坪纸”。

　　这三块“伏龙坪纸”被叠放在一面铜镜中，直径17.5厘米。出土后呈白色，纸面薄厚均匀，柔软有韧性。为便于保护，当时做了框子，用厚玻璃将纸夹起来，再用玻璃胶将边缘密封起来。

　　为弄清楚“伏龙坪纸”的真实身份，1988年初，兰州市文化部门专门派遣博物馆的两位同志送纸进京，正式委托国家博物馆（当时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进行化验。根据纤维结构显微分析，其中所用的原料为麻、草和树皮等植物纤维，强光透视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纸面较为光滑，似有二次加工的痕迹。这些记载基本与蔡伦造纸使用植物纤维的方法相同，并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相符。

　　最终经专家认定：这三块东汉纸，很有可能就是“蔡伦纸”，这是我国考古界的一次重要发现，对研究兰州历史沿革，特别是对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伏龙坪纸”的另一价值在于其中的墨书，书体介于隶、楷之间。特别是三片纸中，其中一片已霉烂，另两片基本完好。一片霉烂多处，有墨迹60多字；一片带有霉斑，但较为完整，有墨书40余字，可辨识者有“妇悉履……奈何当奈何……”八字。经专家判定墨迹内容为信函。

　　翻开我国的书法史，西汉及其以前留下书法的名家很少；从东汉开始，历朝历代的书法名家多了起来。这种历史现象，说明便于人们用于书写的东汉纸，为书法的发展和名家字体的传播提供了物质的前提条件。

　　将近十年后终于尘埃落定、喜讯传来：1996年9月6日，国家文物局将“伏龙坪东汉纸”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正式命名为“东汉墨迹纸”。此文物现保存于兰州市博物馆。

　　东汉造纸历史与蔡伦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和有关蔡伦的历史。恰好本人曾在2015年出版的《和氏璧传》一书中，对蔡伦造纸有过一些叙述。

　　与外戚霸权相对应的就是宦官干政，说窦宪开了东汉外戚霸权的先例，那么帮助汉和帝的宦官郑众、蔡伦就开了东汉宦官干政的先例。蔡伦是桂阳郡（今湖南省）人，从小聪明伶俐，善于观察思考，不幸15岁时被选中作了宦官，也就是汉明帝末年入宫，从跑腿打杂的小黄门做起，到汉章帝时升为黄门侍郎，又到汉和帝时，入宫作了皇帝的侍从，任中常侍，专门掌管宫廷饮食器物。中常侍就是出入宫廷侍从皇帝的人，东汉以前仅是虚衔，人员来源不定，东汉以后定员定编，基本由4名宦官担任，每人俸禄接近地方大员郡守的水平2千石，待遇相当不错。

　　再说蔡伦负责管理皇室工场，监造各种器械，他利用职务便利，经常到乡间作坊查看，发现蚕妇缫丝飘絮后，竹簟上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揭下后可以用来书写，从而得到启发，就收集树皮、废麻、破布等原料，施以锉、煮、浸、捣、抄等工艺，终于造出植物纤维纸。也就是在公元105年，蔡伦将造纸的过程和方法写成奏章，呈报汉和帝，汉和帝大加赞赏并布令推广，蔡伦造纸术很快得以流传，成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