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通史》初探

　　《秦腔通史》书影

　　癸卯兔年来临之际，大作《秦腔通史》终于与读者们陆续见面了。这部作品被中宣部列为2021年度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出版总署列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项目，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文化创作与保护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和甘肃教育出版社重点出版书目，说明国家和甘肃对该书的重视。全书分上、中、下三卷，150万字。撰著者王正强、周琪以宏阔的文化视阈、慎密的写“史”精神和应对多重的时代挑战，贯通了秦腔文化和秦腔艺术的深远历史与今天现实走向之途径，内容、架构及其韵意，实在丰阔辽远。

　　为大秦腔撰史，并非谁人都能写到位的。已至耄耋之年著作等身的王正强先生和年轻有为才思敏捷的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周琪合作，实现了《秦腔通史》专著上的弘大优势。他们不仅坚持尊重历史现实，坚执科学探索精神，而且坚定治学的大视野与宏大的情感格局。“通史”以翔实可靠的文史资料和细腻准确有说服力的笔触录载了“秦文化”的浑厚雄奇与古老秦腔艺术的“启承转合”；贯穿对秦腔“起源说”乱象的批评、对从古至今文人戏剧与百姓戏剧的辩识扬弃，力图从更深的层面肯赞地方戏曲剧种就是中国数百年民间的精神大厦。无论6000多年前甘肃先民终于由大地湾狩猎穴从“自然人”逐渐进化成“社会人”，还是伏羲、女娲、轩辕、神农四大高智慧“圣人”相继在甘肃秦州地区出世；无论从敦煌莫高窟中戏曲文化基因的昭示还是从“兰州影”衍变到“西秦腔”的真实存在，作者指出甘肃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兴起地之一，同时也是“首得古乐夏声之先”并最早创造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等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地区之一。正是在深远厚实的历史大文化背景下，伴随着先秦、汉魏、隋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长达3000多年的时代变迁，吸纳着各个时代散释的不同文化血氧，这才使秦腔从无形而到有形、从不成熟而到成熟、从不完善而到完善，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可见，研判学术问题，为秦腔史写出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确需要大视野、大格局，当然要严格尊重历史，广博研采史料，不可掐头去尾随意选摘。他们做到了，花了巨大的心血气力。

　　秦腔起源出现远源的春秋及秦代说、中源的唐代说和近源的明代说，几相对比，还是“明代说”靠谱，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学者也持这样的学术观点。这是从方言方音、风格特色、地域名称、取材倾向、音乐板式、管弦乐器运用以及流传到我国南方史料等多重“成因”全面考证的结果。撰著者认为，秦腔之根生于甘肃，长成树干则在陕西，成为浓茂大树则是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临近地带的戏曲艺人与其观众共同营造出来的艺术样态文明成果，凝聚着广大西北人民的精神气质。

　　“通史”上卷和中卷在秦腔流变考述中记载了大量的唱本、戏文、剧照、曲谱、碑刻、古戏台文物，更记述了大西北各地区所出现的秦腔班社和名家演员，构成了这个古老剧种之泱泱大观。最早以文字记述陕西名伶大腕的人，是清乾隆时期的严长明、曹仁虎、钱献之等人，《秦云撷英小谱》正是三人为乾隆时期西安秦腔名腕树碑立传著本。而明清两代，陕西秦腔崛起可谓突飞猛进，并蝉登梆子声腔“剧坛盟主”。作者以史料为据，宣称甘肃西秦腔对中国戏曲的两大贡献：一是首创板腔体戏曲声腔体制，二是首开戏曲以胡琴为主奏之先河。

　　随着秦腔剧种的日趋成熟，其逐渐向周边四川、河南、山西、内蒙古乃至西藏诸省辐射渗透，多渠道迅速向外传播。陕西同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之间众多班社艺人间之交流更为频繁。声名遐迩的西安易俗社培养出来的数百名学员走遍西北广袤大地，成为一支非常显赫的秦腔生力军。各地剧种、剧目、演出的风格特色以及流派的出现也均相互产生影响。陕西秦腔长于生旦唱腔与甘肃秦腔重于须生花脸台架的特点均得到映照与融和，最终走向志同道合的“合璧”之势。

　　从明永乐年间到今天，秦腔的诞生、流变与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和大的文化环境。“通史”作者是以饱含显明情感体认的笔调叙写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公元2020年的70余年秦腔史的，并将其划分为“起步阶段”（1949年-1976年）、“成熟阶段”（1977年-2000年）和“大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客观存在。这期间秦腔所走过的道路真可谓曲折蜿蜒可歌可泣，而每个阶段都处在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性严酷的考验之中。从建国初期“改人、改戏、改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到公元1956年西北局文化部举办西北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秦腔艺术大放光彩，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北五省（区）戏曲改革工作的一次大检阅。从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到色彩纷呈的秦腔剧目频频走向全国演出，西北五省（区）秦腔演职队伍的不断壮大和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的不断涌现，使得秦腔艺术在“出人出戏”的大方针上为祖国的三个“五年计划”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均做出特殊的巨大贡献。作者还记载了秦腔从业者和戏曲院团在特殊时期中所产生的剧目，视如家珍一一数来，如陕西各地剧团普遍以“革命样板戏”移植本《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为当时的主要演出剧目，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地多有学演，颇见精彩，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