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趣味地理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亡国罪责,将王安石定性为亡国祸首,并再次重修《神宗实录》。从此,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地位持续下降。
《神宗实录》在南宋初定稿,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真相多有遮蔽和扭曲。由此造成现存文献中变法派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所以,承续南宋初定下的这个基调,元明清三代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尽贬低。
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我对王安石的兴趣,始于1997年秋至1998年春夏。当时我和王水照先生合著《苏轼传》,王安石令我迷惑,又令我好奇。他和苏轼是政敌,曾多次阻挠神宗重用苏轼,但是晚年退居金陵,又与苏轼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彼此推崇,惺惺相惜。对我而言,王安石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2014年到2020年,我系统地研读了王安石文集及相关史料,并撰写了《王安石传》,对王安石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勇者。
“勇者”的本义,是果敢、胆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经典中,勇者与智者、仁者一起,作为最高人格典范,被赋予了远超本义的道德内涵。具体到“勇者”,后世儒者也有诸多阐释。概而言之,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勇者”,应具备知羞耻、懂荣辱的道德尊严感,知行合一的行动力,安于贫贱忧戚的平常心以及献身伟大事业的牺牲精神。
王安石的一生,始终闪耀着“勇者”的光芒。
15岁之前,王安石的人生理想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以知识学问为工具,赢取功名利禄,就像宋真宗在《劝学诗》中所写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5岁之后,王安石读了很多书,有了很多思考,在17岁那一年确立了新的人生理想,那就是:持己守正,修养德性,成圣成贤,进而济世安邦。这是儒家所谓的“为己之学”,即通过知识、学问来实现自我德性的完善。
他勇于自我否定,跨出了“勇者”的第一步。
北宋中期的政治体制与官衙设置比前代更规范、更完备,在施政风格上崇尚老成持重,宽简为政,不扰民。但也由此带来一些弊端:各级机构互相掣肘,人浮于事,互相推诿;敷衍塞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常习故,以含糊为宽厚,以因循为老成。在这种风气之下,对勇于作为者,轻则讥刺谤议,重则打击压制。
但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从他所作《鄞县经游记》一文,即可真切地了解他的工作状态。那一年,他不到30岁,在鄞县任知县。这是他的一篇工作手记,其中记录了他从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初七)到戊子(十五)9天的调研经历。这些天,他分别借宿在慈福院、广利寺、旌教院、开善院、景德寺、资寿院等寺院里,吃的是素食。每天一早出发,有时半夜才回到庙里,一天往往走好几个地方。“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在9天时间里,他走遍了鄞县下属的14个乡,工作作风真是非常扎实。
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也记载了王安石治鄞县的情况:“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王安石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兴建水利。第二是救济灾伤。宋朝设有常平仓,用于调节物价。丰年粮价低,官府以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储备在常平仓中;灾年粮食涨价时,再以低于市场价售卖给百姓。由于许多官员不作为,常平仓名存实亡,没能发挥实际作用,一旦遭遇饥荒,贫穷人家往往不得不赊借高利贷,甚至卖儿卖女卖田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青黄不接时,王安石将常平仓里的粮食借给衣食不济的百姓,等到秋天收获季节,百姓再加一点利息还回来。第三是兴办学校。第四是保障地方治安。因此,鄞县百姓都非常拥戴他,甚至在他离任之后,还为他建造生祠,世世代代怀念他。
“虽千万人吾往矣”,推进改革
在声名鹊起后,王安石还勇于拒绝名利的诱惑。
宋代崇尚文治,建国之初,即设有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称为“三馆”。后来又建秘阁,合称“馆阁”,负责修史、藏书、校书等事务。馆阁之职,相当于朝廷的人才储备库,是通往高级官员的必由之路。进入馆阁任职,须经过严格选拔。通常进士第三名以上及第者,地方任职一任可申请考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名,经两任可申请考试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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