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人生再艰难，文学仍然在场 | 访谈

张英：这正是《这边风景》有趣的地方。你通过一件粮食盗窃案，借一个维吾尔族村庄为舞台，演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主题；另一方面是浓墨重彩的维吾尔族人的日常生活，独特的风土人情的描述，众多个性分明鲜活的人物，你怎么看这个矛盾和冲突？

王蒙：当年讨论我的小说《狂欢的季节》的时候，毕淑敏感触特别深，她讲到小说反映的历史时期。对“文革”，它粗重地横亘在我们历史的道路和心灵的道路之上。

不仅如此，《这边风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一面接受着某些“左”的公式，一面在沉痛地控诉极左，控诉对于人的政治诽谤与政治诬陷，它挖空了心思，做到了这一点。

我在伊犁基层看得很清楚，当时两报一刊社论多厉害，但它的影响力到了伊犁，到了伊宁县农村，影响力就衰减，这儿完全无所谓。你把政策放到生活里面去，生活本身的力量是无敌的，再怎么搞，老公老婆还要一块睡觉，还要一块做饭，父母还要打子女屁股，吃喝拉撒睡要照常进行。甭管谁当领导，该吃饭还得吃饭，喝酒的还得喝酒，不让打麻将，至少允许打扑克，还有喜怒哀乐，还有七情六欲，生活一来，你说一大堆口号，喊一堆空话，有什么用？

怎么样才能活下去，这永远是工农大众面临的首要课题。要出工，至少是因为，不出工队里不会痛痛快快地给你发口粮。要砍柴割草，伊犁冬天长，雪大，小半年天寒地冻，人要烧炕取暖，牲畜要吃草过冬。他们反复打扮自己家的小院，今天在这里搭一个棚子，明天在那里砌一个炉灶，后天拆掉原有的狗窝，大后天又挖掉果树下的小块菜地改种鲜红的玫瑰花——为的是活得更舒服一点。

生活是不可能被摧毁的，爱情是不可能被摧毁的，文学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世界是不可能被摧毁的。

张英：《这边风景》引起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它是重新书写了“十七年文学史”的杰出作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部四十年前严格按照当时官方钦定的模式来投机写作的作品，除了文献学的意义外，毫无文学价值，根本不应该出版。你怎么看这个作品？

王蒙：也有学者拿《这边风景》和《艳阳天》《创业史》做比较，认为过去所认为的十七年文学，从“文革”前的文学到浩然的《艳阳天》结束，《艳阳天》歌颂合作化集体化，但也写了很多农村的风土人情，现在来看《这边风景》才是十七年的文学真正结束之作。

我看到了《艳阳天》《创业史》，我不糊涂，也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写这个小说前，我细心研究琢磨了当时大红大紫的浩然、柳青，分析了他们的小说、框架、结构、手法后，才写的《这边风景》。小说的故事框架尽量做到符合当时的政治命题，或者称之为命题作文。

我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族的风情文化，记录了当时的生活风貌。从对人性和生活的描写来说，《这边风景》在我的作品里面，可以说是最具体最细腻最生动最感人的，它也是真正的文学。

我的作品绝对跟浩然不一样，绝对跟赵树理不一样，他们根本不可能写出像雪林古丽和爱弥拉克孜这样的人物来。我在创作中，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作品里也有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但是我的小说细节、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与人物命运，都是文学层面的。

我的《青春万岁》，明显是歌颂革命，歌颂共产党，批判旧社会。可是《青春万岁》不够革命，没有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学校里你写结合，除非让他们全退学，所以没办法，二十六年后才能出来。

《这边风景》更离奇，过“左”了，又是人民公社，还有阶级斗争，现在才出版。我把人民公社的生活写得理想化，写得相对比较光明。可我也没有回避有些东西，开支很困难，没有现钱；人斗人，上上下下，风水轮流转；开会乱七八糟，开会乱成一团，通知四点开会九点不一定开得成，开会有的人睡着、有的夫妻骂起来了。

因为我写的是生活，写的是人，男男女女，爱怨情仇，高低贵贱，写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十几个民族，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维族人怎么打馕，维族人怎么结婚，什么都写。几个农妇，张家长李家短，一块吃茶掰馕吃一边说话，煮茶的人流鼻涕落到茶里，擦擦鼻子给大家盛茶，喝茶人看到了：我肚子不能喝茶，只能喝白开水。这类细节，我很得意，现在写不出来的。

如果大家把小说当文献考证，我也不反对，因为小说里很多细节，都是忠实于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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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让我成为了

如今的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