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趣味地理
在《父亲的病》里,先生回忆自己小时候受衍太太这样一般人观念的影响,也难突破自己心底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不能让父亲平和地离开人间,这部分描写是极为揪心的: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地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 ;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儿,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
先生对于自己内心的活动没有丝毫矫饰。他对自己的剖析、辩难与忏悔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把这样私密的心绪公之于众,在那样的时代需要极大的勇气。
再来看看《二十四孝图》一文,里边流淌着非常强烈的愤慨情绪:“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这句话多次出现,如交响乐的鼓点重击,表达了先生的极端愤怒。他以“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为例,写了传统文化中可怕的荒谬与不人道:孩子知道自己要被父母活埋了还要喜笑颜开逗笑父母。先生写道:“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先生让我们真切地意识到,白话文运动并非只是一种语言方式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观念、思想乃至生存的根本变革,是必须挣脱传统的枷锁步入现代的一场抉择。这让他的愤怒有了深厚的思想根基,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宣泄。因此,我还是想再感慨一次:真诚最终要落脚到思想的深度上来,那种人云亦云的聒噪,只会沦为浅薄甚至帮凶。
我一直觉得鲁迅先生是个拥有和煦目光的长者,就是来自于这种感觉,他横眉冷对的巨大火气不是出自他天生的性情,而是出自历史与时代的紧张和激烈。他洞察到了历史进程中涌动着的疯狂燃烧的火山熔岩,他孱弱而敏感的身体被灼烧着,如沸水的煎熬,完全无法承受。他的呐喊与其说是怒吼,不如说是疼痛的呻吟。只是他耻于哀吟,他要大声地嚎叫,他以伤口迎击疼痛,他要将那团深不见底的黑暗振聋发聩。
那淤积在历史地层上的高密度黑暗,也淤积在他的心间。
因此,《朝花夕拾》用文字显影了一些记忆里的人物,但更是要清理那淤积的历史血管,清理那溃败扭曲的世道人心。每篇文章在人物出场之前,先生总会勾勒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后交织成一张绵密的信息之网,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出场,便注定了是立体的人、有深度的人。无论是《范爱农》涉及的辛亥革命,还是《藤野先生》涉及的日俄战争,莫不是如此。
看看《范爱农》中写出的历史时刻: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
寥寥数笔,就将当时的历史场景还原出来,并暗含着深刻的洞察力。在这篇文章中,先生以自己和范爱农一起办学校又失败的事情,写出人在乱世的可悲命运:渴望革命,渴望巨变,但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革命的力量看上去是摧枯拉朽的,但现实生活的改变依然是缓慢的,渺小的个人怎么能不彷徨和悲凉呢?那无力承受者的结局只能是极为凄惨的。比如范爱农的死:“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这个细节让人心惊。“直立着”意味着非正常的死亡,也意味着某种巨大的痛苦与不甘。
他写下那三个字的时候,一定怀着揪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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