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趣味地理
最近,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再次让舆论聚焦于革命历史剧的话题。不少观众都有一个共识:这些原本严肃的作品,越来越好看了,或者说越来越“有趣”了——当然,从影视观察的角度看,“有趣”可以被理解成更具可接受性,而不只是满足宣传功能,审美趣味层面出现了很大突破。
关于重大革命题材的影视剧很多,但具有创作转折点意义的作品并不多。盘点过去十年的相关影视剧,2007年上映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无疑是一部现象级作品,它创造性地将革命历史严肃话题与青春偶像剧的制作技巧结合起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直到今天,当我们观察革命历史剧的流变过程时,它依然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
《恰同学少年》不仅在当年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与业内外口碑,也抗住了岁月的刷洗,豆瓣评分至今维持在8.9分。其实,这部电视剧对笔者影响极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事实上,有类似感受的观众绝不在少数,很多90后都是在中学阶段看的《恰同学少年》,其中呈现的激扬青春,对正处于最有激情与梦想的年龄段的年轻人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恰同学少年》的成功秘诀到底是什么?或许,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给出更加客观的分析。
该剧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成长叙事,正是《恰同学少年》打动人心的关键因素。西方文学里有一种“成长小说”,学术界一般认为歌德在18世纪末创作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是“成长小说”的鼻祖级作品,这种叙事方法后来普遍存在于大量小说与影视剧的创作中。其实,广义层面上的“成长叙事”更加普遍,它往往侧重呈现人物的性格与思想的变化过程,从早期的易冲动、不成熟逐步走向深刻与成熟。这种叙事手法也常见于中国当代革命文学,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书中的女主角林道静就是一个典型的“成长叙事”里的人物。这些作品往往更容易打动人心,读者与书中人物一同成长,获得强烈的共鸣感。这也成了革命历史剧中十分特殊却很有“观众缘”的一种叙事方式。
《恰同学少年》也是如此。电视剧讲的是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故事,既展现了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还讲述了他们如何通过思考与实践来理解社会。当时的中国还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这就更激发了他们的青春热情——将个人的生命体悟融入社会的宏大叙事中,是当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因此,我们能从剧中看到,一个个革命先辈从普通的有志青年走向成熟的革命家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合人性与时代特征的,几乎看不到有悖常理的雕琢,更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刻意灌输。
不少年轻观众因此对湖南第一师范当时的读书氛围深深向往,也对毛泽东、萧子升在民间游学实践十分神往,那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情怀,在每一个心存理想主义之火的年轻人那里,都有很强的感召力。这样的评价,其实并不夸张。笔者最近跟几个朋友聊起《恰同学少年》,他们都有类似的感触,只是这些曾经点亮自己的精神火种,可能早已深埋心底,隐藏于庸常的现实生活中,未必需要挂在表面。但当大家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友人,便会携手共同前进,就像《恰同学少年》里经常出现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句话,同道之人看到了彼此,就会引为知己。
从这个意义上讲,《恰同学少年》的感召力,绝非存在于空中楼阁之上,而是基于人性深处的理想主义情结。或许,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大谈理想主义会被一些人讥讽为“不接地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刚刚打开精神启蒙世界的年轻人而言,是无法阻挡的心灵感召。正是基于每个人或许都曾经有过的对更加美好的社会愿景的想象力,《恰同学少年》的故事才能如此打动人心。
拒斥脸谱化的革命人物形象,也是《恰同学少年》提供给主旋律影视剧创作的重要参考。当然,这一点并非该剧独创,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嬗变,这一表现及其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了。在《恰同学少年》之后,还有2011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建党伟业》,其实也是一场革命叙事与青春叙事的美妙碰撞。在这部剧中最引人瞩目的情节,当属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与中共一大“的“红船”等章节。这部作品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有镜头展示,极具现场感,还积极修正了历史人物形象僵化等问题。如今脸谱化塑造人物形象的做法,已经完全没有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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