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趣味地理

王蒙:有一次,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和我聊天,我说,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中国灾荒、内战、暴政、造反、民族争斗太多了,像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作家写小说,虽然它也有各种问题,这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至于说最好的时期是否有最好的文艺作品,这是说不清楚的,中国最好的小说是《红楼梦》,到现在没有任何书敢于向《红楼梦》挑战。你不能说《红楼梦》写得好,也不能说清朝是文学最好的时期。

对作家来说,好的作品和好的时期,相对而言就是一个好的环境。和历史时期比,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尤其明显。我生下来到十一岁,在日本刺刀尖下生活,我不能说那个时期是好时期,然后是从1945年到1949年,是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时期,我无法说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期;从1949年一直到1979年这三十年,运动连连,我个人被剥夺了很大一部分公民权,我也无法说它是最好的时期。那从1979年以后到现在,对我个人而言,算是比较好的时期。

至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这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觉得这个过度解读了。我没有说过现在中国文学作品最好,也没有和外国文学比较的意思,更没有说现在没有问题了,只是说环境相对而言,比以往要好。

张英:你怎么看中国几次大的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政策,对中国文艺造成的影响?

王蒙:我在《文艺研究》杂志和《文艺报》上发表过我的意见,谈到文艺和时代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讲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了文艺、革命和作家的相互选择,还讲到了对于延安艺术讲话也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收在中央《文献汇编》里。

张英:今天,党的文艺政策,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王蒙:现在,一般的文艺工作者跟政治的直接撞击越来越少,文艺的面越来越宽泛了,现在的领导层,对文艺里政治上的约束、政治上的要求并不明显,不像以前,动不动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直接服务于政治。所谓主旋律,歌功颂德的东西数量也很少。

几年前,伦敦书籍博览会,中国是主宾国,我看到去的作家,除了像铁凝、徐坤、迟子建、莫言这些人以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网络作家,什么安妮宝贝、当年明月都去了,政府也非常追求中国作家的广泛性,几乎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张英:今天的文艺政策对文艺还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

王蒙:不能,当然不能。现在的问题是反过来,写小说写诗歌写戏的人仍然不少,但与强势的电视、互联网相比,文学起的作用非常小,电视里起作用大的是民间文艺,如赵本山的小品和一些表演。

影像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电视和电脑屏幕的娱乐性非常强,娱乐性的东西越来越多,前一阵到处都是谍战片,但这里头没有任何政治操作上的考虑,这些谍战片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安全部门为了招收工作人员,或者多招收学生,或者多培养特工,这些谍战片的出现完全就是为了解闷和娱乐大众。

现在文学刊物数量不少,但订数在逐年下降,它跟过去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作家们都有自己写作的计划,很少有人根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去写作的,这在过去也不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作家的写作和政治不发生直接关系。

张英:现在就是换了方法,你要写这方面的作品,我给你出版、发奖、资助。

王蒙:这个当然也有,这个也起了作用。关键是你自愿,没有人强迫你了。你要是写,能够获奖,拿国家奖,得到一些待遇,也能分房子,还能在各省当个什么作协主席。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有的年轻作家,就是靠网络便成名人了,这是另外一个体系了,点击率非常高,超高,也有很优厚的收入,很可能他的收入比你那个文学奖还多。

比如说郭敬明的收入绝对比你拿一次奖多,韩寒的收入也不会比你拿一次奖少,所以这方面实际还存在着一种逐渐多元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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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人文院士

张英:现在,互联网时代,吸引眼球的东西太多了,你对文学的未来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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