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星：“云上藏经洞”牵引东西方交流互鉴着力点在哪？

　　——专访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

　　中新社记者 冯志军

　　1900年，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绘画品，自重见天日起便流散于世界各地，被中外数十家收藏机构所藏。百余年后，基于数字化积淀，通过“云游敦煌”小程序，“数字藏经洞”首次完整复现百年前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

　　敦煌藏经洞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数字化技术对藏经洞当代价值体现有何影响？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文物能否“团聚”？推陈出新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如何与全球“共鸣”？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如何见证东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互鉴？

　　赵晓星：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艺术品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以文献为主体的“敦煌遗书”内容极为丰富。这其中，汉文文献中的官私文书尤具史料价值，均为当时第一手资料，较传世典籍更为直接具体，大量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材料，丰富了少数民族生活和东西方交流的历史记录。

　　在艺术品方面，不同时期先后产生，并流行于敦煌地区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等绘画品，或是彩幡、刺绣等丝织品，均为难以保存的特殊质料，而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丰富实属罕见。

　　2019年4月，90余幅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流失海外书画文物复制品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展出吸引民众。杨艳敏 摄

　　用“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来形容敦煌藏经洞中的宝藏也毫不过分。不少文献资料是对东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反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件记录印度制糖法的《五印度用甘蔗造砂糖法》的文献。

　　它写在一张佛经的背后，书法水平一般，还有错别字，可见书写者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就是这张残卷，记录了中国古代制糖史的重要内容。短短一小段文字，却涉及甘蔗的种类、制砂糖法、糖的种类、甘蔗酿酒、甘蔗栽种等内容。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最早的饴糖，俗称麦芽糖。但在唐代以前，中国糖不如印度糖的口感好。那时从印度、伊朗输入的好吃的“西极石蜜”，就是加入牛奶制作的乳糖。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专门派出使者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王玄策奉命去印度请制糖专家来中国。

　　经过唐初的技术和人才引进，中国终于生产出口感超过印度的石蜜和砂糖，已经跟现在的糖非常接近。季羡林先生曾说：“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李亚龙 摄

　　中新社记者：让流失的藏经洞文物“团聚”，是无数敦煌学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前已有哪些进展和收获？

　　赵晓星：目前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国数十家收藏机构，一直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有些卷子在流散过程中被分割，在世界各地公布的敦煌遗书中，频现“一片在这里，另一片在那里”的残卷。

　　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简称《酒账》)的文献，是北宋敦煌本地政府公务用酒的“流水账”，其中记载了包括内外交往、节日民俗等当时社会的重要信息，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

　　但它曾被一分为三，首段留存敦煌；尾段被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拿走”，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间段几经辗转流散日本，被日本书法家青山杉雨收藏。

　　如果要对某一件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只有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才会更有价值。百余年来，不少中国学者远赴重洋“抄卷子”、查阅敦煌遗书。除了路途遥远之外，还要面对收藏机构的各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