茯茶——从茶马古道走进西北

　　邓慧君

　　茯茶是西北人日常饮用的茶叶品种。茯茶之名众说纷纭，一说，茯茶最早产自湖南，湖南人“湖”字发“fu”音，久之，便称为茯茶了。一说，茯茶本指副茶、附茶，与官茶对应，意为官茶的附庸或副品，后逐渐称为茯茶。一说，茯茶指泾阳茶，泾阳茶在伏天加工，所以称茯茶。不管茯茶冠名来源如何，茯茶是西北各民族普遍喜欢的茶品，专指陕西泾阳茶和湖南益阳茶，这是被认可的事实，与湖茶、副茶、附茶都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最终如茶之悠香，得到了一个古雅的名字，茯茶。

　　茯茶是发酵茶，制作工序复杂，经过鲜叶、杀青、初揉、渥堆、复揉、晾晒、干燥等工序，才可销售。茯茶最初为散茶，随着茯茶销量的增加，为解决茶叶西去运输问题，茶商设法改进茶叶包装，压缩茶叶体积，开始制作砖茶，大约在明洪武年间，历史上第一块砖型茯茶诞生，这就是泾阳茯砖茶。泾阳茯砖茶呈长方形，一块约5斤重。喝时掰下一小块熬制后饮用。熬茶的器具有陶制，也有铁制和铜制。在西北人家，乡亲串门，客人到访，必熬茶招待。甘肃人将熬制的茯茶称为罐罐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搪瓷制品的使用，乡村用搪瓷缸子熬制茯茶。

　　西北人饮用茯茶的历史久远，也十分普及，西北各个民族都喜欢饮用。西北气候寒凉，而茯茶性温热，降解油腻，暖胃助消化，适合西北自然环境，尤其深受以奶肉食品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众喜爱。

　　历史时期的茯茶甚至成为连接民族关系的纽带，早在宋代熙宁年间，在民族交界地区实行茶马贸易。茶马贸易成为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经济交往的连接物。

　　明洪武初年，陕西茶商在湖南安化设庄收购黑毛茶，然后运至泾阳，经过发酵与发花后制成茶砖，再用麻纸加封。由茶商缴费领票，运销甘肃、宁夏等地，之后由于茯茶特殊的功能备受欢迎。据传，泾阳地区“所用之水井水，味咸，虽不能作饮料，而炒茶则特殊。”虽然多次移地试验，皆无泾阳茶之美味。运往泾阳的湖茶量多值低，经在泾阳再加工发花，口感醇厚。泾阳茯茶覆盖到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

　　明朝初期，私茶泛滥，政府税收受到影响。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为了整顿私茶，明朝中央在陕西的西宁、河州、洮州等地设茶马司，由川、陕军人一年运一百万斤至此收贮，谓之官茶。严厉惩治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民间存放茯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必须从官方购买，私下交易没收田产。同时与少数民族实行金牌信符的茶马贸易制度。金牌顶部篆文：“皇帝圣旨”，其下左曰：“今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死”。根据各部落人口多少、地域广阔、交易地区远近以及纳马等情况发给交易信符。如洮州、火把、藏思、裹日等族牌六面，纳马二千五十匹。每匹上马给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三年发放一次金牌。明朝茶马贸易实现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通有无。

　　清代前期，茯茶交易较为开放，允许私人贩运。茶马贸易官民皆可，但是私商经营必须得到官方许可，才可从事茶叶贩运，并受到庇护。私商向兰州府缴纳三成至五成砖茶作为税金，由官府销售，又叫官茶、府茶；私商经营的砖茶按照政府指定的销区销售，故称为附茶或副茶。

　　加工好的泾阳茯茶运到兰州茶司，由甘肃布政使司（藩台衙门）按规定分发各茶号。各茶号再将砖茶批发给经营牲畜、皮毛的商人和屠户，由他们分销运往各地。这些商人将茶运到牧区后，再换取牧区的牛羊皮毛，运回农业区，经过加工后，再分销给经营皮毛的商人。由于清朝实行较为开放的茯茶贸易，经营茯茶的私商遍及各城镇。

　　清末甘肃河西民勤的“马合盛”商号，在陕西泾阳设加工点，实行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经营模式，通过骆驼运输。该商号运输规模传说拥有的骆驼最多时，光单峰白骆驼就有500峰。据清朝官员卢坤《秦疆治略》记载，泾阳县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然后才转运西行。当时仅仅检茶之人，就有万余人。可见清朝茯茶贸易规模之大。

　　清末茶商建立起行业组织，称茶柜。西北茶商分东、西柜。同治以后，各柜茶商所剩无几，茯茶贸易低落。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理政西北，着手整顿茶务，以引为票，三年一发，每发一次称为一“案”。光绪五年（1879年），发第1案，1票为50引（1引即16封，50引亦即800封，1封即1块，约5斤），1引是80斤，50引合计4000斤。茶商至少领1票才可经营。领票的商人需在陕西或甘肃有房产，还需同行三家连环保结，这样可以保证税收不致缺漏。以后逐年增加茶票，发过几次票。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时，已经发到第8案，发了628张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发第11案，发了1800多张票，最多时曾发到2400多张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