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 旅兰记者笔下的援华苏军

与战鹰合影的援华苏联飞行员。

《抗战中的西北》书影。

　　位于今通渭路的兰州励志社旧影，抗战初期曾作为苏联援华飞行员招待所。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在兰州设立外交机构，运输援华物资的苏军官兵和苏联志愿航空队陆续抵达。对于抗战初期旅兰采访的记者们而言，与苏联援华有关的新闻自然是热点，由于军事行动不便深入报道，相关花絮在记者笔下同样成为中苏友谊的象征，也给后人保存了珍贵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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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大公报》记者徐盈在战时通讯集《抗战中的西北》（生活书店1938年版）一书中，用专章描述了抗战初期苏联援华人员在兰情形。

　　1937年11月7日，当时的省政府专门举办庆祝十月革命20周年的盛大宴会，为此还动用欧亚航空公司班机从西安空运200瓶啤酒，充分体现了兰州人招待盟友的诚意与热情。“冷风吹着通红的鼻子，玻璃杯顶浮起洁白的泡沫，五百只手抬高起来……在革命的怀抱里成长的这五百名战士的眸子里放射出一种感激的光芒。”

　　关于首批抵兰援华的苏联人，徐盈写道：“来到兰州的俄国人，都是康健、年青、热情，二十岁左右的人。”而且从服饰上就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与任务，“礼服整齐的是代表。皮大衣、鸭舌帽，满身的青色只露出一张血色面孔的是飞机师。臃肿的草灰色棉衣裤、皮帽子、厚而长的护膝毛靴的是汽车机师（交通兵）。”

　　截至1937年11月，抵兰苏联飞行员增至百余名，并着手培训中方人员；其住宿在今通渭路上的励志社，每日乘通勤卡车往返。

　　在徐盈笔下，当年的苏联援华飞机及兰州军用机场是这样的：“俄国机子是有俄国的特色，机作棕黄色，三个推进器或五个推进器的都有，沿着兰州南山根下的平地，成行地放满了这种奇怪的东西，秃山上没有一株树，棕黄的土地上陈列着棕黄的飞鹰，一点也不感觉到刺目。有的机子没有配置枪械弹药，在候着，配置完毕立刻开到前方去。”

　　徐盈在他的另一本战时通讯集《西北旅行记》（新知书店1938年版）中记叙道：“兰州城里特有的一点现象，便是护送车辆来的俄国人很多，中国人对他们很好。这里，已可看到中苏是在密切地握着手。”运输援华物资的苏军官兵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状况也是徐盈采访报道的重点。他从各种渠道获知，由于甘新公路沿线条件艰苦，苏军官兵往往以锅盔代替面包作为主食，肉类食品也供应不足，但他们“做事勇敢、热诚和有责任心，没有汽油了，只好停车；如果汽油到时，不论三更半夜，刮风吹雪，立刻便添上油起程赶路。”苏联车队驶进兰州城后，“首先看到的是大路转角处的俄文指路牌，那里指出他们的膳宿所在地。”当年兰州人接待援华苏军官兵可谓倾其所有，努力尽到东道主的责任：“招待处动员了本地所有的西餐厨司，供给他们每日三餐。”伙食标准是每餐一汤三菜，菜品丰盛，主食为面包，咖啡敞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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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兰州是封闭而宁静的。苏联援华人员的出现，给这座古城的市井间带来了些许活力。徐盈如是描写道：“中午和傍晚，俄国人从各个人的工作场所回到街上来，挤满了街。兰州市上恐怕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异国人。那么狭小的街道上，本来是没有计划到有供给这样大批人马的来往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省政府聘请的俄语翻译严重不足，以致后来兰州地面上凡是能写能说一点俄语的人——其中包括记者下榻旅社的老板——均被拉来应急。

　　在徐盈笔下，大量苏联人的涌入，同时还给兰州的风气改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旅兰记者就对此间民风保守感受颇深；《申报》记者陈庚雅1934年6月到访兰州，适逢兰州府城隍庙所谓城隍圣诞，其在《西北视察记》（《申报》1936年版）中写道：“大殿千百烛光，不断熊熊燃烧，且民国已二十三年，犹高诵前清《康熙圣谕》，又未免迷信太甚。”而在1937年冬季的兰州城乡四郊，许多人出于各种因素仍然留着长辫，官方民间皆习以为常；但因为苏联人的到来，考虑到所谓国际影响，“也曾刺激得当局要改变一下市民的‘落后仪容’”。于是，徐盈就目睹了一幕幕这样的场景：“在出入频繁的东门里，小队兵士在作剪发辫的工作，不多时便剪了一小堆。”他因此感慨：“我们更有多少陋习，若能因了外人的刺激而知痛改也算是一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