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泾川北魏“南石窟寺之碑”

　　魏海峰

　　公元430年，魏主拓跋焘亲征胡夏，结束了十六国时期安定郡一带的百年战乱，并将安定郡改置为泾州，系北魏地方一级行政建制，领6郡17县。泾州（今甘肃泾川）因而成为甘肃陇东地区、宁夏固原南部地区、陕西彬县以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由于统治高层的需要和提倡，佛教盛极一时，泾州开凿、修建了大量的石窟和寺院，尤以今天泾川地区为最，至今存有500多个洞窟，绵延100里，被誉为“百里石窟长廊”。著名的石窟有泾州地区早期石窟寺公式王母宫石窟寺，早期敕赐寺院公式嵩显禅寺，体量较大的石窟群落公式罗汉洞石窟等。而保存信息较完整的当属北魏权臣、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南石窟寺，不仅其中心窟公式七佛窟保存完好，且记载开窟历史背景的碑刻至今犹存，成为研究当地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和地方历史最重要的物质文本之一。

南石窟寺七佛窟

　　南石窟寺在开窟建寺1400余年后，经历了辉煌与沉寂，在近代学术视野中于1912年被重新发现，方才犹抱琵琶渐露真容。

　　“南石窟寺之碑”原存泾川县王家沟村南石窟寺。1912年间，当地政府将其移置县文庙予以陈列保护，现存泾川县王母宫石窟寺文管所。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厚17厘米，题额为“符文式”篆书阳刻“南石窟寺之碑”，额上横列楷书云：“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书23行，行38字，因碑下部有断缺，现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记载了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阴有出资修建石窟的施主题名，共3列，计56人。

　　1925年春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率敦煌考古队来华，在北洋政府的介绍下，北京大学国学门派出年轻的学者陈万里随行。据陈万里《西行日记》记载，进入甘肃之前，他们一行在西安市场上邂逅了“南石窟寺之碑”拓片，从这张拓片上他敏锐地洞察到其历史和学术研究价值，经调查得知南石窟寺在甘肃泾川，决定亲临现场考察。

　　3月22日，陈万里一行抵达并留宿泾川。次日一早，他们参观了陈列于泾川县文庙的“南石窟寺之碑”后，决定作进一步探究。于是到衙署拜访了县知事，知事派出一名差役当向导，带领考古队到距城东15华里处王家沟境内的南石窟寺进行了现场考察。陈万里在《西行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初到南石窟寺的见闻和激动的心情：“石窟寺外之大力士，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极精美。窟内三面均有巨石立像，余见之，惟有瞠目结舌而已。溥爱伦君则跳跃欢呼，如获巨宝”。

　　进入南石窟寺后，兴奋不已的陈万里注意到主窟内北侧台座下有一块长方形的造像碑横卧于地，造像碑表面雕刻精细，只是一些造像已显得残缺。根据它的大小及雕刻特征，陈万里断定这是原来镶于“南石窟寺之碑”上方的装饰碑帽。原来，南石窟寺之碑本来就陈列于南石窟寺之内，后被盗往国外未遂，被时任泾川县知事的学者、书法家廖元佶移入县文庙保管。可惜移碑的人缺乏文物常识，仅将文字碑铭移走，却将雕有美丽装饰花纹的碑帽弃置于洞窟角落多年不顾。陈万里用毡子包裹了碑帽放到席篷车上携往北京大学，收藏于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

南石窟寺碑整纸拓本

　　就在同时，华尔纳一行则进入西小窟，以破坏性手段企图锯走十六罗汉造像头部，被闻声而来的当地村民制止，并赔付了维修费后仓惶离去。

　　经过现场考察，陈万里断定在南石窟之外必然还存在北石窟。29年后，1954年，在距南石窟北约45公里的荒郊，北石窟寺也引起了社会关注，证明了陈万里的判断正确。

　　作为近代南石窟寺最早的学术发现者及认定者，陈万里在他出版的《西行日记》中自豪地说：“泾川之行的发现乃他‘西来第一得意之事’。”

　　说起“南石窟寺之碑”，就不能不提南石窟寺。南石窟寺位于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北岸，现存5个洞窟，均坐北向南，开凿于白垩纪红砂岩上。其中第1窟为北魏开凿，内容为七佛造像。董华锋、宁宇在《南、北石窟寺七佛造像空间布局之渊源》一文中认为，其布局方式在河西走廊与中原交界处的古泾州之地相遇，使得南石窟寺的七佛既有继承也有革新，形成了独特的陇东地方特色。南、北石窟寺是国内最早以表现七佛为主的七佛窟，它开创了佛窟营造史上一种新的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