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艺术品收藏证书查询 作者:嵇绍玉
从先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到汉文字乃“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到魏晋时期要求笔画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书家无不充满对“雄浑”审美的钟情与推崇。“雄浑”作为审美范畴走进书法艺术,得益于民族传统心理对艺术的辐射、引领和干预,因为任何一种审美思潮都会打上民族心理的深深烙印。
民族惧悚心理,奠定“雄浑”审美形成基础
面对电闪雷鸣、洪水猛兽、疫情疾苦等极端力量,先民心存惧悚与惊恐,这种心理从遥远得渺茫难测的洪荒时代就已产生。但从制作“第一把石刀”“第一个陶器”“第一个图腾”,人类就已开始排解、抗衡这种极端的异己力量。当人们无法抵挡、匹敌之时,便产生尊重恐怖与怪异的行为,企图以恐怖来反击恐怖,祈求自身平安康宁,这正是早期艺术中多出现丑恶凶残形象的主要原因。西安半坡村新石器中期仰韶遗址出土的鱼陶器上,鱼造型圆目、巨口、露齿、扬鳍,面目可憎;先秦青铜器上的饕餮形象,个个狰狞粗犷,强悍丑陋;其他艺术如舞蹈、诗歌等,不乏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负面形象。以难言的粗野力量、神秘的狰狞形象来唤发震憾,来克服惧悚心理,正是“雄浑”审美诞生的前奏。
基于这一民族心理和艺术渊源,早期书法弥漫着狂飙式的雄浑之风。诸如北魏碑刻,人们尽管评之“乱头粗服”“家鸡野雉”“草里惊蛇”,但又无不赞叹其强劲霸悍、刚烈浑厚的雄浑内质,正如清叶昌炽评北魏《鞠彦云》《吴高黎》两墓志时说:“寥寥短碣,森如利剑,可割犀象。”就是在南方古吴中一带,也有如《天发神谶碑》(亦称《天玺纪功碑》)等碑刻,其书体怪异莫明,张牙舞爪,南宋姜夔谓为“符书”,清郭宗昌讥为“牛鬼蛇神”,但这神秘形貌又透出无法让人抗拒的雄浑之气,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凌然角锐而令人不可侵犯,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对此一语中的:“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
民族征服心理,充实“雄浑”审美主体内容
先民在感受自然威力也在享受自然壮丽、生命美好,为占有并享受这种壮丽美好,开始产生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回溯上古神话世界,篇篇充满征服自然的豪迈与超越,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后羿弯弓射日、精卫含木填海,可以说,“征服”心理在上古年代已经成为民族的审美气质,原始的血性、强悍始终亢阳鼓荡、血脉偾张。
艺术审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感性需要和心里体验,一定程度上追逐着人们的心理而获得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包括自我意识、生活情趣、价值观念等等,构成艺术审美的本质内容。所以,与其说心理体验助推艺术审美,还不如说艺术审美来源于心理体验,当然这里并不否定艺术审美还来源于世界客观规律、社会普遍认知、传统思维习惯、时代发展际遇等。而这里强调的是,民族征服心理引导着人们追求空间高远、追求力量强劲、追求气势磅礴,这确实是“雄浑”审美的形成而且构成其主旋律的重要动因。唐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雄浑》所说“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既是对“雄浑”审美概念的概括,也是对民族征服心理表象的最好阐释。
“雄浑”一旦占据艺术审美的高位,必然有力促进书法艺术的嬗变与演进。汉代书法与前代相比,特别注重“力”和“势”的注入,正缘于此。王充在《论衡》特别提到壮士之力与笔墨之力,提出两者均须“扛鼎揭旗”,刘勰《文心雕龙》在“风骨”中极力推崇笔墨之力,认为艺术应该如鹰隼展翅、翰飞戾天那样“骨劲气猛”。同时“势”也摆上书法追求日程,书家开始对笔势、体势提出多种要求,如汉蔡邕《九势》就强调“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以此说明书法并不是笔画线条简单拼凑,而是有着“雄浑”审美的那种一气贯通、淋漓尽致。
民族内省心理,完善“雄浑”审美框架体系
在同自然抗争与征服过程中,先民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实现天人合一、同生共荣,《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将自然与人完全等同化、一体化。作为主体的人自身也是一个小宇宙、小自然,也必须不断改造、调适、充盈,这就形成了民族特有的内省心理。《论语》中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晋傅玄《傅子》中说:“君子内省其身,怒不乱德,喜不乱义也。”而内省的目的,是培养浩然正气,走向纯洁崇高。是富贵不能淫,而不是屈服于权威;是返朴归真的旷达天放,而不是拘于物限的行止有束。这种内省出的自由逍遥、万物同化、高洁无比的理想人格,体现在艺术审美中,高度切合“雄浑”要素与内蕴。“雄浑”审美将人格的伟大高尚纳入囊中、收归己用,作为内涵一部分就显得十分妥帖,名正而言顺。至此,“雄浑”审美架构经过由反到正、由外到内不断完善补益已构建完成。
事实也是如此,史上优秀书法凡冠以“雄浑”风格,其书家一定胸襟宽敞,心宅爽洁;相反,尽管有些书法出类拔萃、卓荤不凡,但因书家人品低俗、狗营苟蝇,终不为世所认。秦刻石小篆雄浑天放为世景仰,其背后与秦始皇雄才大略、尽兼六国的壮志密不可分,与丞相李斯精于文学、治国有术的杰出才能彼此相连。《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 ,就尤如秦始皇、李斯等正襟危坐、肃穆庄严、目空一切的威严形象。对此,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有所总结,他认为学书者不仅要有天分,还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还要学富,学富才能胸罗万有,书卷之气溢满字里行间。“雄浑”自觉含纳人品的审美意义正在于此。(文嵇绍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