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孩子送到美国是好教育吗

之所以有不满和批评，源于人们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里，我把人们的教育需求假定为家长关于孩子的教育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孩子对教育的选择更多受到家长意志的左右。家长的需求代表了孩子的需求。

就孩子的教育而言，家长有什么需求呢？无论家长处于何种社会阶层，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可能活得长。活得长意味着身体必须健康；其次，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生平安幸福。平安幸福意味着生活没有灾祸，即使遇到了困难孩子自己也能够克服。毕竟父母总有走的那一天，孩子终将要独立面对生活的艰难，这就需要心理要健康、乐观、坚强；最后，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个好人，做正确的事情。没有人会去教自己的孩子去当坏人，做坏事。在历史上，即使是土匪和黑社会头子，也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三个需求是基本需求，其他所有需求都由基本需求衍生而来，可以称之为“派生需求”。比如，“出人头地”就是一种派生需求。处于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通常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是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满足上述三条基本需求。对于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社会和经济地位已经提升的一代父母来说，“出人头地”就不再是他（她）们的教育需求目标，孩子上不上北大清华其实没什么关系——毕竟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但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身心健康，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的生活平安幸福。

满足这三条看起来简单的需求并不容易。坦率地说，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当下的教育，任何一条我们都没有做到。从身体上说，现在的孩子成天被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所包围，几乎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更没有养成户外运动的习惯。学校里的体育课，也因为种种原因，其强度和对体能的挑战性大为降低。上世纪80年代曾备受关注的“豆芽菜”现象，现在几乎随处可见，学生带眼镜的年龄不断提前，比例不断上升，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从心理上说，现在的孩子抗压能力极其脆弱，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接受一丁点儿的挫折和失败，稍不如意就采取极端行动，缺乏和他人有效沟通的技巧和能力；从价值观上说，在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的强大“指挥棒”效应下，学校在不停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和训练考试技巧，价值观教育被事实上边缘化，甚至走向了反面——提供了扭曲和错误的价值观。走进教室，满眼皆是杀气腾腾的标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是让他（她）接受好的教育的，不是让他（她）掌握了一大堆考试技巧，不择手段地升官发财，然后在不如意的时候“干掉”那些挡自己道的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高竞争性的选拔机制深深侵蚀了教育的肌体。它人为地把学生群体割裂成了两大类：一类是考试成绩好的10%的学生；另一类是考试成绩不好的90%的学生。判定是否考试成绩好的标准是学生高中毕业后能够进入大学的层次。为什么是1:9的比例？因为全国每年约有1000万高中毕业生，其中，约有19万考生能够进入985高校，54万考生能够进入211高校，两者相加约为73万，恰好是高中毕业生总额的10%。这10%的学生在四年之后的就业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了进一步的优势，导致不同层次的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极大，进而迫使社会、家庭和学校将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在10%的学生身上。正如有些学者所尖锐指出的，90%的学生成为事实上的“陪读”。从社会学角度说，“陪读”现象可能会产生两个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是90%的学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她）们可能会和10%的少数学生形成对立、矛盾甚至是冲突。因为他（她）们认为自己的处境之所以不利是因为有10%的少数人的存在。在以后的生活中，随着两大群体的学历层次逐渐拉大，二者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深，有可能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割裂乃至断裂。二是90%的多数学生产生了“与我无关”的心态。由于长期以来在考试成绩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没有发现自己在除考试之外的领域中的优势，90%的学生逐渐积累起焦虑、沮丧、失望、不自信和不信任等情绪，认为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他（她）们过得并不开心，进而对任何教育改革措施怀有疑虑甚至排斥，认为“与我无关”。近年来我走访了一些所谓教育质量不高——主要是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数量不多——的中学，注意到这种“与我无关”的情绪正在师生中蔓延。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疏导，这种群体性的放弃心态对社会发展而言将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